冀鲁边区概述

冀鲁边区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将河北省津南地区的部分县与山东省北部的部分县合并建立起来的一个抗日根据地，由山东省委领导，是抗战初期山东6个战略区之一。它东临渤海，西接津浦铁路和运河，南临黄河，与山东省府济南隔河相望，北至独流减河，与天津相依。主要包括当时隶属山东的陵县、德平、乐陵、惠民、济阳、商河、信阳、无棣、沾化、滨县、平原、禹城、德县、临邑、济阳、齐河等县及当时隶属于河北的沧县（东部）、宁津（振华）、吴桥、东光、南皮、盐山、新海（今黄骅）、庆云等24个县，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

冀鲁边区亦称为“鲁北、津南地区”，是天津、济南两大重镇南北相夹的战略要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冀鲁边区民风淳朴，物产丰富，盛产小麦、玉米、高粱、棉花、大豆、谷子、红薯、花生、金丝小枣等。

冀鲁边区是建立共产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1920年，南皮县唐家务村的张隐韬在天津加入李大钊创办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经中共北方区委委员罗章龙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冀鲁边区最早的一名党员。同年9月，沧县大堤东村（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的刘格平（回族）经张隐韬等介绍，在天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这一地区最早的团员。1923年2月，刘格平在家乡大堤东村建立了冀鲁边区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924年，中共早期党员贾乃庸在齐河县后里仁村建立了鲁北第一个党支部。1925年，张隐韬受党的派遣，到黄埔军校学习，成为该校的第一期学员。毕业后，于1925年组织领导了冀鲁边区农民自卫军起义，这是共产党在北方组织武装斗争较早的一次尝试。

1926年，刘格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刘格平作为顺直省国共两党的特派员，于同年8月到冀鲁边区建立发展党的组织，他先在沧县直隶省立第二中学（沧州市一中）建立了津南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同时又是国民党小组）。接着，又在泊头直隶省立第九师范（泊头师范）及一些乡村建立了党支部。1927年2月，在堤东村成立了中共冀鲁边区特委，刘格平任书记。冀鲁边特委的建立，揭开了冀鲁边区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新篇章。

之后，中共津南特委和中共鲁北地委又相继建立。惠民、阳信、无棣等县也有少数共产党员和党支部在山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鲁北和津南的党组织先后领导了陵县暴动，平原乡师“反会考”斗争，献县农民“借粮吃大户”斗争；泊头第九师范、沧县二中、盐山中学等学校的多次学潮；沧县鞋业工人、泊头火柴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庆云马颊河民工暴动。党在这些活动中，得到了锻炼，也壮大了队伍，扩大了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为开展抗日斗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共津南特委负责人马振华、邸玉栋和中共山东省委派来的于文彬、赵明新等，遵照中央关于发展抗日武装，准备起义的指示，分赴各地，发动群众，收敛民间枪支，筹建抗日队伍。“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马振华、邸玉栋等立即组建抗日组织。共产党员王俊峰、傅炳翰、邢仁甫（后叛变）、张耀曾、刘子芳、杨正泉、崔岳南、吴耀南、王连芳、杜步舟、周玉峰（关锋）、范普泉、张岫石、周砚波、崔吉章、李子英、杨铮侯（后叛变）、王立朝、王昭明、李广文、王见新、张策平、郑之英、张白水、石景芳、丁润生、关兴甫等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力量。

1937年7月15日，马振华、邸玉栋、邢仁甫、周砚波等在盐山县旧县镇组建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8月13日，中共乐陵中心县委书记杜步舟和上级派来的红军干部周凯东（又名黄耀轩）、张墨仙等在乐陵县黄夹镇拉起了冀鲁边区第一支抗日武装——“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六团”。这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组建的第一个民众抗日团体和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1937年11月底，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党组织决定接受国民党的委任，把“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改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31抗日游击支队”。委任邢仁甫为支队司令，王昭明为副司令，还有参谋长周凯东，政治部主任崔岳南，秘书长张岫石，副官长张耀增，政训处长范普泉。司令部下设八个处。

第31游击支队下辖部队二十四路：

一路：刘子芳、郭盛云、周玉峰；二路：李子英、郑子英、杨爱华；三路：杜步舟、周凯东、关星甫；特务团：路牟班、马振华；四路：罗宝炎；五路：冯立刚；六路：张子良；九路：郑松林；十路：李子杨；十一路：刘虎臣；十二路：张荣亭（张荣廷）；十六路：赵元顺、宋刚峰；十七路：张春阳；十八路：傅相吉、傅炳翰；十九路：艾栋臣；二十路：仉鸿印、杨鹏翔；二十一路：窦同义、石景芳；二十二路：张策平、李永安；二十三路：李景文；二十四路：张奎芳（绰号宣武家子）。

其中，为避免与八路军番号重复，缺编第八路。此外，第七、十三、十四、十五路的指挥官姓名不清，情况不详。“第31支队”的各路部队中，一、二、三路和特务团是共产党掌握的基本力量。其他各部成分不纯，政治态度反复无常。收编不久，张子良、李景文、窦同义部即变为顽军或投靠日寇当了汉奸。

1938年5月，与中共山东省委有直接联系的特委书记于文彬牺牲。从此，鲁北特委与山东省委失掉联系。主持特委工作的马振华几次设法与山东省委联系，终因有黄河阻隔和敌人严密封锁，而未成功。几经周折，政治交通员李广文与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姚依林取得了联系。河北省委了解到边区情况后，即派李启华、杨靖远、史甄、赵焕文、杨希玲（吕器）等5人，到边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领导抗日武装。

1938年7月底，中共冀南(冀鲁豫)省委宣传部部长马国瑞随同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永兴支队和津浦支队来到冀鲁边区。为加强边区统一领导，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马国瑞任书记。接着，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31抗日游击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平津支队。同年9月，肖华率八路军115师抗日挺进纵队来到边区。同月，地方党组织在八路军抗日挺进纵队的帮助下，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建立了中共冀鲁边区特委，李启华任书记。特委隶属于中共中央北方局，因北方局直接领导有困难，暂由冀南区党委代管，冀南区党委派马国瑞为区党委常驻边区的代表。特委机关对外称“编辑部”，驻乐陵西关。

特委成立后，积极整顿各级党组织，开办党校，培训、教育干部，印发《共产党宣言》、《社会科学概论》等马列主义书刊，还办起了《烽火报》，较广泛地宣传了马列主义和抗日救亡道理。特委尤其重视政权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1938年10月，调整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肖华任书记。接着，又建立了冀南第六行政专员公署。特委与军政委员会密切配合，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和群众团体，开创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边区所属的县（工）委，由鲁北特委时的6个发展到15个；抗日民主政府由1个增加到8个，还相继建立起战地动委会、妇救会、农救会等群团组织。

1939年5月，为了巩固津南，开辟鲁北，中共中央北方局将冀鲁边区特委分建成津南地委和鲁北地委，两地委仍由冀南区党委代管。津南地委书记是李启华。不久，马国瑞赴延安参加“七大”，李启华改任区党委代表，马振华继任地委书记。津南地委辖10个县（工）委。鲁北地委由周东光任书记，不久李广文接任。鲁北地委领导9个县委和1个县的党组织。津南地委工作基础较好，鲁北地委工作基础较差。肖华到乐陵后，即派宣传队到鲁北各县宣传抗日，消灭土顽，打击和改编杂团，从而扩大了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使鲁北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党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并于1939年5月建立了鲁北行政委员会。

1939年9月，肖华奉命率“挺纵”机关和主力一部去鲁西。“挺纵”主力分7批撒离边区。肖华走后，军政委员会书记由“挺纵”政抬部主任符竹庭继任。1940年3月，符竹庭带领“挺纵”最后一批主力撤离边区。“挺纵”先后调出边区的主力近两万人。这时，边区武装仅有两个营、两个县支队，一个警卫连，共1500余人。“挺纵”全部撤离后，边区党政干部缺乏，地方武装力量薄弱，群众的抗日斗争情绪受到影响。符竹庭走后，周贯五接任军政委员会书记，他主持召开了边区军政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传达了山东分局和115师关于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冀鲁边区斗争的指示；制定了坚持边区抗战的几点意见；提出了“恢复元气，振兴边区”的口号。边区的斗争形势很快好转，抗日武装迅速发展。

1940年10月，鲁北形成了较大的根据地。北方局为进一步开辟鲁北，将鲁北地委分建成两个地委，称冀鲁边二地委和冀鲁边三地委；津南地委改称冀鲁边一地委。3个地委仍由冀南区党委代管。李启华为3个地委的直接领导。一地委书记刘清林，地委辖7个县委；二地委书记杜子孚，辖6个县委和1个县的党组织；三地委书记李广文，辖5个县委。改建成3个地委的同时，鲁北行政委员会也分成两个专署。此时，冀鲁边区尚末建立起行政领导机构，称谓仍冠以冀南。原有的冀南六专署称谓没变，鲁北行政委员会分建的两个专署，称冀南七专署和冀南八专署。

1940年秋，北方局派以张晔为团长的中共北方局巡视团到冀鲁边区检查指导工作。巡视团到达边区后，了解到边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斗争坏境十分残酷，认为有必要建立直接领导3个地委的领导机关。经巡视团建议，中共北方局批准，于1941年2月建立了中共冀鲁边区党委。初建时，书记暂缺，张晔任组织部长，李启华任宣传部长，并主持区党委工作。区党委建立后，辖冀南区党委代管的冀鲁边一、二、三地委。同时，“挺纵”六支队(冀鲁边地方部队)根据八路军115师命令，改编为115师教导六旅。接着，山东分局和115师又决定成立了冀鲁边军区，军区由教导六旅兼。冀鲁边军区成立后，根据115师关于开辟鲁北、打通与清河区联系的指示，派出主力，经3次大的军事行动，于1941年10月，打通了与清河区联系的通道，冀鲁边区部队与清河区部队胜利会师。冀鲁边区还组织三支武工队活动在两区之间，保护通道得以畅通。

从1942年初开始，日伪纠集力量，对边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合围”、“扫荡”，实行野蛮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国民党鲁北保安五旅曹振东公开投敌，国民党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等部也依附日军。此时，伪化、半伪化的顽军达几万人，日军3600余人，超过我军5倍以上。冀鲁边区17个县有据点456个，边区已完全陷入被敌分割封锁的局面，形势严重恶化。尤其在“六九大扫荡”中，边区受到严重损失，一地委书记杜子孚、专员石景芳等主要负责人壮烈牺牲。边区公开的对敌斗争又转入了分散和隐蔽的斗争方式。

北方局为尽快扭转冀鲁边区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决定充实和加强边区党委，调原冀鲁豫区党委政府工作部部长兼行署秘书长王卓如到边区任党委书记。1942年7月，王卓如到任，区党委得到充实和加强。区党委及时总结了在反“扫荡”中的经验教训，将大部队化整为零，同敌人进行斗争。区党委为加强边区政权建设，1942年12月成立了冀鲁边战时行政委员会，由冀南代管的3个专署有了直接领导。战时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即颁布了施政纲领，发出了边区政权工作指示，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利于调动人民积极抗日的措施。区党委和边区行政委员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

1943年3月，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决定撤销115师教导六旅番号，只保留冀鲁边军区。军区由地方党委统一领导，邢仁甫任军区司令员，军区政委由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兼任。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现，为坚持边区抗战、积蓄力量、准备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正当边区以新的战斗姿态，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准备迎接更大胜利的时候，发生了军区司令员兼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邢仁甫及其同伙谋杀军区副司令员黄骅等人、公开叛变投敌的事件。邢仁甫等人叛变投敌，一度造成军心、民心的混乱，给边区的抗日斗争带来了很大损失。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冀鲁边区党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及时令刘贤权代理军区司令员；张耀增代理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并发出了《告全区同胞书》，揭露了邢仁甫叛变投敌的真相，较快的稳定了军心、民心，孤立了敌人，巩固和发展了边区抗日斗争的大好形势。

1944年1月，根据抗日斗争需要，山东分局决定并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冀鲁边区党委与清河区党委合并为渤海区党委；冀鲁边军区与清河军区合并成渤海军区。英雄的冀鲁边军民在渤海区党委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日斗争。

在冀鲁边区存在的时间里，党组织从小到大，直到发展成为领导一个战略区的区党委，使只有几百名党员、几百人武装、几个县的小游击根据地，发展成为拥有2.5万名党员、2万余人的武装，活动区域达24个县、600万人口的重要战略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鲁边区人民浴血奋战，先后粉碎了敌军万人以上“扫荡”5次；粉碎了3000余人的“扫荡”10余次；粉碎了敌人5次“治安强化”运动，钳制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对敌作战2000余次，消灭日伪军5万余人，对于开创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冀鲁边区军民在残酷的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有10多万名军民壮烈牺牲，其中仅县、团级以上干部有近百名。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光荣的冀鲁边区抗日军民艰苦奋斗，终于度过了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迎来了胜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