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边》会刊优秀作品】求真务实风范长存 养育之恩永志不忘 —回忆我的爸爸妈妈
求真务实风范长存 养育之恩永志不忘
—回忆我的爸爸妈妈
刘滨湖
我们家是一个具有传统家风的家庭,敬爱的爸爸刘重桂和妈妈邱岩桂养育了我们子女四人。虽然妈妈和爸爸先后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们的身影还时常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茶余饭后和我们一起分析评点国内外大事、坐在桌边的椅子上细心地听我们讲学习讲工作、戴着老花镜在灯下教孩子们读书习题、在院子里汗流浃背地打扫卫生和种花种菜……他们光明磊落、无私敬业和廉洁节俭的风范令我们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刘重桂
邱岩桂
一、实事求是,襟怀坦白
爸爸妈妈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参加革命,遭遇过无数的艰难险阻。但他们从不以老革命自居,很低调,极少谈起自己的过去。我们曾经多次问过他们战争年代的事情,他们总是感慨地说:“那个时候很艰苦啊,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呀!”随即话锋一转:“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没啥可说的。”但他们在不经意间说起的一些往事和对它们的看法却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爸爸曾说过自己参加红军的经过。他说,当年他们对革命对红军都不了解,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观念的影响,一听说扩红招兵的人来了,就赶紧东躲西藏。后来经教育启发慢慢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再经过动员才参加了红军。爸爸精心保存的一份1945年亲笔填写的《干部简历卡片》,在“如何入伍”一栏上工整地写着“动员来”三个字。我们一度对此不大理解,他却很坦然:“当时没有什么觉悟嘛,很多人都是这样参加队伍的,现在没必要吹牛皮说大话!”
我们也曾同爸爸聊过长征,我们问他长征中什么时候最艰苦。他说,突破乌江、强渡金沙江、打下腊子口都是先头部队打的,他自己觉得最艰苦的是爬雪山和过草地。爬夹金山他们整整爬了一天。一大早开始爬,天快黑了才到了山顶。此时他和战友们已经是精疲力竭两眼发黑,实在是难以挪步了。而各级指挥员一个劲儿地催大家赶快下山,严令不许停下来,避免因严寒和缺氧而遭遇不测。此时寒风呼啸雪花飘飘,不少人踉踉跄跄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雪地上,也有人稍坐一下想喘口气就再也没有起来……爸爸说过草地就更艰难了,敌人的袭扰、气候的恶劣以及沼泽的险恶自不必说,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饥饿。事先筹集的一点儿青稞麦早早就吃完了。饿得厉害了野草、树皮、皮带什么的煮煮就往嘴里填,甚至四处找寻路边和野地里人畜解下的粪便,从中一粒一粒地拣出未消化的青稞麦粒用以充饥!他说,二万五千里艰险的长征路硬是一步不落地走下来,靠的就是跟着红军大部队走就有希望就是胜利的信念。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他在长征途中所做的工作就是“跟到走”,更何况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呢!而艰苦的征程的确是教育人磨练人,爸爸就是在长征胜利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一个无知的农村青年向坚强革命战士的转变。
爸爸对自己的经历很少提起,但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却一丝不苟。他细心地保存着自己写的一些书面材料。其中有一份是他入学南京军事学院时写的自传。这份十几页的自传只字不提自己的功劳和成绩,几乎全都是检讨自己在各时期思想上的不成熟,记叙了如何改造思想提高觉悟的过程。还有一份是他1983年7月在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期间写的检查。在这份检查中,他正视问题敢于担当。该检讨的检讨,该说明的说明,该道歉的道歉,既不回避推诿也不曲意逢迎,受到了广州军区王猛政委和广西区党委乔晓光书记的肯定 。
爸爸还有一件令人钦佩的往事。1955年9月爸爸在中南军区司令部任作战处副处长时授衔大校,而处长的军衔仅为上校。对此他毫无怨言,积极配合处长开展工作。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988年,军区机关的几位老干部还专门同我谈起这件事,足见爸爸的豁达坦荡让不少人记忆不忘。
妈妈和爸爸一样,为人处事同样襟怀坦白开诚布公。抗日战争时期,她曾因汉奸告密被俘入狱,任鬼子汉奸严刑拷打甚至放狼狗撕咬都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后经组织多方设法营救出狱。文革中有人无端怀疑妈妈是叛徒,她被送五七干校一边喂猪一边接受审查。妈妈相信组织相信群众,提供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证人证据。后来审查的结论是“邱岩桂同志的历史一清二白”,干校的几十头猪也养得膘肥体壮。恢复工作后妈妈宽容大度地对待那些说错话的人,一如既往地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使他们深受教育。
二、殚思极虑,尽职尽责
爸爸妈妈的事业心责任心很强,他们埋头工作舍己忘家的情况,我们从小到大看得清清楚楚,至今还历历在目。
爸爸的工作总是很忙,经常加班加点,经常“出发”(爸爸像过去战争年代一样,总用“出发”来称呼外出公干或开会),难以顾家,我们四姐弟总是跟着妈妈。我们很盼望爸爸能和我们一起玩,但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偶尔他同我们打了一次扑克,都让我们兴奋地回忆好长时间。爸爸很清楚这一点,经常对别人说:“我们的家务事和孩子的教养主要靠老邱!”离休后,爸爸主动承揽了许多家务事。尤其是妈妈患病卧床数年,爸爸一直细致体贴地照顾她,好像要加倍偿还几十年来对老伴的亏欠,无微不至的程度让我们晚辈叹为观止。
爸爸深知古训“忠孝不能两全”的含义。祖母在世时(祖父过世很早)他很孝顺。尽管极少回乡探望,但每月按时寄钱,时常亲笔写信问安,也多次把祖母接来尽孝。但1975年底祖母病危和去世时,他却因工作太忙不能返乡照顾和送葬,直到离休后才有时间回去扫墓祭奠。
爸爸在广西主管外事接待工作,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汗水。他运筹帷幄,调动多方面的积极因素,想方设法保护开发以桂林山水为重点的风景名胜,不断提高完善外事接待方面的条件,工作很有成效。不少世界著名政要和我国中央领导同志都乘兴而来满意而去。这许许多多繁琐细碎的接待工作的台前幕后,随时可见爸爸事必躬亲的忙碌身影。如今,广西的旅游产业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可以说爸爸和同事们当年为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图为父亲在桂林欢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
图为父亲(左四)陪同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左三)游览桂林
妈妈对待工作的态度同样是亲历亲为任劳任怨。解放后她先后担任常德、南京、广州、潮安和南宁的托儿所、幼儿园或学校的领导职务,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孩子们的身上。在潮安妈妈担任41军幼儿园主任和小学校长两职。两个单位一个在城关镇一个在县城郊区,相距十余里,忙工作她要两头跑。三年里她冒风雨迎寒暑,忍着两条腿关节炎的疼痛在那条路上一步一步地不知来回走了多少趟,和同事们一道不辞劳苦齐心协力,把教学和管理工作搞得有条有理活泼兴旺。
1960年9月,妈妈担任了南宁珠江子女学校校长。当时学校状况不大好,广州军区政治部检查组给的评语是“男生打打闹闹,女生披头散发”。妈妈迎难而上,下大力气改变学校面貌。一是多方选调高素质的教职员工,增强教学和管理能力。二是狠抓改进和完善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三是制定严格的校纪和培养良好校风,做到好人好事众人夸,不良倾向大家抓。经过不懈的努力,学校的面貌日新月异,连续几年小学和中学升学考试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升学率超过了区和市的重点学校,在南宁市声名显赫。
妈妈对学生视如己出爱护有加。当时学校是住校制,妈妈担心外地军分区、武装部的孩子会想家,周末和节假日都请一些同学到我们家来,少则三个四个,多则十个八个。妈妈对他们问寒问暖,照顾倍至,招呼我们同吃同住同玩耍同作业,就像一个亲亲热热的大家庭。不少同事和家长也仿效妈妈的做法,使外地学生始终住校如在家,感受到部队子弟学校的温暖和欢乐。
辛勤耕耘,春华秋实。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胜利后,妈妈随广西慰问团到边防慰问,见到许多过去的学生成为了战斗英雄。她能够准确地叫出他们及其父母的名字,回忆起他们幼时的趣事。学生们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主任老校长兴奋万分,处处都洋溢着浓浓的师生情意。类似情况妈妈平时经常遇上。当年呕心沥血,如今桃李芬芳,这是对妈妈辛勤劳动的丰厚回报。
1965年妈妈调任广西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对这个新的工作她一如既往满腔热忱地投入,经常深入地、县、公社检查指导工作。1977年夏,妈妈下基层遇车祸致手臂骨折。随行的同志劝她速回南宁医治,而她只是到县城医院用夹板简单固定了一下就按计划开展工作了,根本没考虑治疗和休息。她这样不遗余力干工作的事例是很多的。全区计生系统的同志都佩服这位真抓实干而又朴实热情的“邱大姐”,国家计生委和各省、区、直辖市计生办的同志们也都很敬重她。
图为母亲在明秀公社作计划生育报告
三、朴素节俭,廉洁奉公
爸爸妈妈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传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1960年我们家迁到南宁后,住在学校不足20平米的两间小房子里。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几个小木床。在走廊里做饭或吃食堂,上厕所还要下楼走几十米,条件十分简陋。爸爸在越南任职三年,每次因公路过南宁或回来休假,广西区外办和军区的同志都过来接我们去住招待所。爸爸妈妈总是说:“我们不去了,自己家住着舒服方便,不给公家添麻烦了!”一家人一直在自己的小家里过得其乐融融。
不给公家添麻烦,是爸爸妈妈始终坚持的信条,一直到离休后依然如此。八十年代末,广东省军区在干休所前面建起了机关办公大楼,我们家的通风和采光受到很大影响。为此营房处的同志来商议解决办法,爸爸妈妈既不提搬迁也不提补偿,还是那句老话:“不给公家添麻烦了!”
爸爸妈妈生活很节俭,很念旧惜旧,家里用了不知多少年的居家用具如扫把撮箕、暖瓶蒲扇等比比皆是。一个缴获的日本肥皂盒,还有五十年代购买的一个刷牙缸和一个剃须刀,爸爸很小心地使用了五六十年,已经有了裂缝,残旧不堪了却一直舍不得买新的。爸爸去世后我们收拾他的遗物,这“三件宝”寂寞地待在盥洗台上,仿佛在回忆主人一生的俭朴廉洁。睹物思人,百感交集,我们不禁潸然泪下!
妈妈是我们艰苦朴素的好榜样。居家种菜养鸡的习惯她延续了几十年,离休后她和爸爸干得更欢。政策允许的时候,咱家的蔬菜鸡蛋甚至做到了一半以上自给。她在职时除工作学习以外,几乎是毛衣针毛线不离手,一家人的毛衣毛裤都是她亲手织出来的。剩菜剩饭下顿热热再吃、几件破旧汗衫裁制成内衣继续穿、用过的信封翻过来粘好再使用、破布条积攒起来做拖把拖地……这些常常成为邻居和同学们谈笑的话题,而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爸爸妈妈一生省吃俭用,但他们不知多少次慷慨捐款捐物支援家乡和老少边穷灾区的建设。2005年初,爸爸病危入院,特意交代我们将1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家乡的黄塅村小学。这最后一笔捐款,为小学建好了烂尾的教学楼,建起了新的校门,使这所濒临撤并的学校起死回生。遗憾的是爸爸没有看到这一切。那一天校园里彩旗飞舞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孩子们和教职员工欢天喜地载歌载舞,由衷地感谢老红军刘爷爷!这欢腾的情景想必安葬在距学校约百十米远的小坡上的爸爸是一定能够看见的!
四、言传身教,严格要求
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教育关爱是全方位的,他们经常告诫我们做人要正派上进,要勤劳俭朴;在学习和工作上要高标准,在生活和待遇上要低标准。而他们平日的一言一行,更是为我们做出了好样子。
照片左起:小女儿丽力、邱岩桂、大儿子滨湖、刘重桂、二儿子南南、大女儿西进。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广西又是重灾区,我们大家都吃不饱肚子。妈妈在学校动员师生大搞农副业生产,以“瓜菜代”的办法解决粮食不足的困难。她以身作则,领着我们姐弟四人种菜种瓜。姐姐和我跟着妈妈抡锄头翻地,挑粪下肥;弟弟妹妹端脸盆浇水,拔草松土……休假回来的爸爸也参加了“大生产”,带头干得满头大汗。颇为可观的劳动成果缓解了生活困难,苦中有乐的日子更磨练了我们吃苦耐劳的好习惯。
爸爸妈妈经常给我们讲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故事,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勤俭节约。他们不给我们零花钱,不许我们吃零食。必须买的书籍文具,帐目要清楚,所余的一角一分都要返还父母。我们都能够自己动手缝补衣衫鞋袜、修理器具和织毛活,像妈妈那样用破布做拖把延续至今未变。爸爸妈妈时时提醒我们,干部子弟不能有优越感,要和普通群众的子弟打成一片。配给爸爸的小车不许坐,公用信封信纸不能用,军用电话不能打,不准叫警卫员、司机干这干那……妈妈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她的工作单位就在爸爸上班的路上,但她一次也没有顺路坐过爸爸的车,五六十岁了还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1973年爸爸去北京开会,周末约我(当时在北京工作)一起去看望一位战友。战友得知我是乘公交车来的,就开玩笑说:“堂堂一位广西‘诸侯’,为啥不用车接孩子一起来,还是那么正统呀!”爸爸笑而不语,我则感到这是很自然的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两派武斗频繁,学校因乱停课,爸爸妈妈先后动员我们参军入伍。我们经常给爸爸妈妈写信,他们不论多忙一定会挤时间认真回信。既有谆谆指教和鼓励,也有毫不客气的批评。我们按照爸爸妈妈的话去做,低调本分做人,积极努力工作,很快都入党提干。我在第二炮兵建筑工程团干了十几年,曾经被调入团机关和北京二炮体工队。爸爸妈妈说在基层磨练才能出好兵,于是我按他们的意见两次要求回到了原工兵连队搞施工。南南入伍后曾在连队当通信员,爸爸妈妈找军领导让他回到班排第一线。后来部队参加自卫反击作战,爸爸妈妈又鼓励他不怕死不怕苦,要机智勇敢冲锋在前,凯旋时南南和他的连队都立了战功。西进和丽力都是从普通卫生员炊事员做起,不怕脏不怕累,泼辣肯干,靠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成为所在医院过得硬的业务骨干。
回首几十年来,我们姐弟四人上学时品学兼优,年年担任所在班的班长。参加工作后无论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表现突出,同战友同事的关系融洽。即使退休以后,新老朋友仍然敬重我们,来往不断。这一切同爸爸妈妈多年的教育培养是分不开的。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数十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爸爸妈妈留下的精神财富成为我们的无价之宝,早已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融化在我们的生命中。过去我们在他们的指教下不断前进进步,今后我们依然会按照他们的要求继续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坚定不移,无怨无悔!
敬爱的爸爸妈妈,我们永远怀念你们!
刘重桂(1915.12-2005.3) 江西于都人。1933年5月参加红军,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与月任冀鲁边区教导营营长,1942年1月任冀鲁边区教六旅16团参谋长,1942年9月任冀鲁边区三分区参谋长,1944年3月入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45年8月任渤海车区21团副团长。199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曾任中共十一届位补中委,广西区党委书记,广西军区政委。1983年8月离休。
邱岩桂(1914.8-1997.11) 山东乐陵人。1938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2月任乐陵妇救会宣传部长,1942年5月任冀鲁边区妇救会主任,1944年12月入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45年7月当选赴延安参加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山东解放区妇女代表。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广西政协委员。1983年12月离休。
作者简介:
刘滨湖 刘重桂邱岩桂之长子。1950年7月出生,1968年2月入伍,1969年7月入党。第二炮兵武汉学院政治系、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历任第二炮兵工程建筑第303团战士、参谋、副连长、政指、政教;广州军区通信训练大队和外语训练大队政治教员,外语训练大队政治处主任,广州军区政治部转业办主任。1997年11月转业,任广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副大队长、调研员,2011年4月退休。现住广东省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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