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杰，绰号“刘二愣”，又名刘宗杰、刘中杰，南皮县冯家口镇中上桥村人，1917年农历6月24日生。自幼家境贫寒，父亲早丧，随母亲在马四拨村外祖父母家居住。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刘忠杰胸怀爱国之心，毅然参加了冀鲁边区抗日部队，先后在八路军长沙支队、津南支队和南皮县二区跟随地方抗日武装领导人王奎轩、王震寰从事活动。1941年春，在外出执行任务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被捕后在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哪怕被折磨的不醒人事，也没向敌人透露丝毫的秘密。后由南皮县城北街有名望的人士王坤泰作保，把刘忠杰留在敌宪兵队。日军赏识刘忠杰的胆识和枪法，采取多种方法诱胁他投降，并把其老母亲和妻子也接到南皮城里居住。刘忠杰无奈，在南皮县城日军宪兵队当了特务。1941年春经南皮县委敌工科长井泉（原名邢茂松）发展入党，并以伪职人员作掩护，打入敌人内部做情侦工作。1942年秋，侯淑铭（又名王斨、侯昀），任县委敌工部长，与井泉一道领导刘忠杰工作。自1941年至1945年9月南皮县城解放，刘忠杰虽身处敌方营垒中，但为党和人民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情，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搭救八路军战士张万珍脱险。1941年夏天，日军宪兵队到十八务邢村“扫荡”，刚一进村，正遇二区战士张万珍出村，特务班长高景林见张万珍形迹可疑，说：“带上他”。这时，张万珍喊出刘忠杰的名字。刘忠杰原在二区当战士时和张万珍熟悉。当场，刘忠杰出面替张万珍辩解，说张是木匠，不是“八路”。特务们不信，要到张万珍家搜查。特务们在前边走，张万珍、刘忠杰跟在后面。到了张万珍家门口，张看周围没人，从腰间掏出一支手枪迅速的交给了刘忠杰，刘忠杰当即藏在腰间，然后一同进屋。特务们见张家的屋内果然有些木工工具，又经刘忠杰从中解劝，就没再追究。特务们临走时，刘忠杰故意落在后面，把张万珍交给他的那支手枪放在张家东屋被子底下，然后与众特务一同离去。

隔了两个月，张万珍在南泊公路上与日军特务交战，因右臂负伤被俘，被关押在南皮宪兵队20余天。南皮县委敌工科长井泉捎信给刘忠杰，让其设法搭救张万珍出牢。当时敌特方面的情况：宪兵队长古贺去天津出差未归，只有副队长佐藤在家。佐藤20来岁，对他分管的事情不太负责。刘忠杰趁机找到特务班长高景林，又找到佐藤，说张当八路军是被迫的，以后保证不让他再干了。经刘忠杰多次从中说情，佐藤和高景林二敌头目才同意释放张回家。

营救敌工情报站站长周子功出狱。1942年春，南皮县抗日政府设在店子区的敌工情报站站长周子功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被押在南皮宪兵队大牢里长达两月余，敌人施以酷刑，周被折磨的死去活来。县长张华墀委派乌马营村地下联络员孙玉山带书信给刘忠杰，让其设法营救。刘忠杰和店子伪乡长刘泽林一道筹款500元，交给一名康姓翻译官，再由康从中周旋将周释放。周从监牢里接出来后，遍体鳞伤，刘忠杰为其请医、送药，精心照顾。周获救后对家人说：“没有刘忠杰，我当时就死在狱中了。”

掩护南皮县第三抗日区中队撤离。1942年春，刘忠杰奉命骑自行车带着被俘的中共地下党员叶春荣到三区三合村去捕人，刘忠杰、叶春荣在前，敌伪大队人员在后。进村后，刘忠杰通过伪乡长竺文庆了解到三区队正住在村东北角一户姓陈的家里，刘忠杰通过房顶上区队站岗的人及时发出信号，区队全体人员听到信号后迅速从通往村外的交通沟撤离。同时，刘忠杰也放被俘的叶春荣与区队一起跑掉，紧接着他又打了一阵枪。日伪军大队人员赶到后，追问叶春荣到哪里去了？刘忠杰说：“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八路，八路向我们开火，一不注意他就跑了。”日本人让特务们去找乡长来问话，“村上发现八路为什么不报告？”，刘忠杰故作紧张的对康翻译说：“这里四周都是交通沟，县大队和区队常在这里出没，此处不能久留，以防中了埋伏。”康向日本人传达了刘忠杰的话意，日本人信以为真，带着队伍回城里去了。

掩护第一区中队突围。1942年春，正是日伪军对冀鲁边区“大扫荡”疯狂之时，一天清早，洼庙会上，一区康助理带领10来名区队战士，由季九拨村向康官屯村方向奔跑，正遇上骑自行车走在敌伪大队人员前面一里左右的刘忠杰，刘忠杰向区队撤离的另外方向打了一阵枪，引导敌人向别处追去，使区队未受损失。

掩护县委敌工科长井泉躲避敌人“大扫荡”。1942年夏日军“大扫荡”期间，冀鲁边区情况十分复杂，环境恶劣，对敌斗争处于最艰苦阶段。一次，县委敌工科长井泉找到刘忠杰，二人在一起商讨了对敌斗争办法。刘忠杰给了井科长两条建议：一是住刘家，能保证他的安全，因特务们一般不会到刘家搜查。二是活动不要离开城圈，可随时保持联系。如果碰上中国特务，就说是来找刘的，没人敢找麻烦。井科长采纳了他的第二条建议，近月余一直未离开县城附近，较好地受到了保护。

保护二区副区长陶景元免遭逮捕。1942年秋，伪泊头第五警察分局特务李繁克正在向日本宪兵队长古贺报告一项诱捕二区抗日副区长陶景元的计划，被刘忠杰从小后窗外偷听到了。得到消息后，刘忠杰骑上自行车，火速赶到大道邢村，找到陶述说详情，陶立即逃离，免入魔掌。

协助县委敌工部除奸。1943年春，二区抗日区中队10人住在张三拨罗炳恒家，不幸被日本人带领的特务队包围，10名指战员全部被害。此事过后，县委敌工部部长侯淑铭带信给刘忠杰，让刘搞清告密人是谁？刘忠杰经过调查核实，弄清了告密人是张三拨村的康某某，事发后康立刻参加了宪兵队。康在宪兵队干了两个来月，刘忠杰借故开除了他。康被开除后，又到马村参加了刘佩臣的保安部队，刘忠杰将情况报告给了侯部长，不到一个月，康就被八路军手枪队击毙。

冒死营救第三区区长高耀民出狱。1943年夏末秋初，南皮县第二区抗日区长高耀民在大道邢村被捕，关押在南皮日军宪兵队。县委敌工科长井泉与刘忠杰见面，要想尽一切办法解救高区长。日本人当时已决定将高区长送日本充华工。刘忠杰先找到与其私交关系不错的康翻译，又同康翻译一道找到日军宪兵队长古贺，对古说高是刘的表兄弟，让古想法帮忙救出高来。因刘跟着古贺当差已有几年时间了，颇有些面子。古贺说他马上去天津，五六天就回来，这事等他回来再说。古贺去天津还没回县这段时间，高耀民之母又到刘家传话，说井科长让问问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刘马上找到宪兵队副队长格西，翻译官不在眼前，格西又不太懂中国话。刘向格西要求从监牢里提出高问话，格西也没说行和不行，刘就直接到大狱提高，管狱员不允许，让刘去司发科开信，刘找到司法科长张玉深，谎称：“日本队长让提人，不知是审问还是释放。”张让刘写了手据，盖上手章，办完应办的手续，刘把高领到宪兵队，见到格西说暂将高领到刘家，等到古贺队长回来再说明情况。因格听不懂中国话，他未加阻拦，刘就将高领回了家。当天，刘亲自将高区长送出南皮东城门，高区长重新回到抗日队伍里。

待到日军宪兵队长古贺回县后，问清释放高区长的经过，对刘忠杰大发雷霆，“巴格呀鲁刘，你的胆子太大了，你的死了死了的……”边骂边在刘忠杰脸上左右开弓。训斥了很长时间后，古贺摘下挂在墙上的盒子枪和日本洋刀，刘忠杰以为真得要与其动武，就暗自把一只手挪到身后，把手枪扳机掰开，准备决一死战，可这时古贺又把武器都挂在身上，气汹汹地嚷道：“刘忠杰，你的顶替高耀民去做华工。”他怒气冲冲地出了屋，过了两个多小时才回来。据康翻译事后说，他出去这段时间是找有关日军头目商讨应付上司的办法。古贺回屋后，又把刘忠杰狠狠训斥了一顿，在康翻译的极力劝说下，他怒气稍稍平息些，刘忠杰上前给古贺说了很多好话，“承认自己办错了事，看在以往‘忠心耿耿’效忠‘皇军’的份上，请求原谅这一次”。此事才算了结。

营救冀鲁边区第一军分区修械所负责人刘玉海出狱。1943年冬天，冀鲁边区第一军分区修械所负责人刘玉海因叛徒出卖，被日伪军逮捕到南皮特别警备队（原宪兵队解散后重新组织的机构，性质与宪兵队相同）。县委敌工科科长井泉派人找到刘忠杰，指示刘要设法营救刘玉海。刘忠杰接受任务后，先找到警备队一名姓姜的翻译，向姜翻译说警备队捕来的刘玉海是他的哥哥。姜翻译告诉刘忠杰，现任警备队长的勾口去天津办事了，暂时不在家，姜翻译答应刘忠杰，等放人时就把刘玉海给放了。因为姜保证的很好，造成刘忠杰一时大意，等日本人勾口回县后，刘也未及时去找勾口要求放人。

正在这时，南皮分来了部分未经战斗的日本新兵，为了锻炼这些新兵的胆量，日军红部从警备队提出几个在押的中国人去让日本新兵当“活靶子”练刺杀，刘玉海也在提的人中。日军姜翻译这时慌了神，他四处打电话找刘忠杰，一时找不到，又派伪军电话员去找，后来在南皮西街澡堂子里找到了刘。姜和刘简要说明了情况，二人急冲冲赶到勾口住处，见到勾口，没等刘忠杰开口，姜就抢先说了，说提的几个中国人中有刘的哥哥。勾口刚到南皮上任时，是刘忠杰从泊头接来的。跟去的伪军人员向勾口介绍刘忠杰时，说了许多赞扬的话，勾口对刘颇有好印象，相互交往处的关系也不错。勾口听后立刻打电话给日军红部，回头告诉刘忠杰让他马上去红部，刘忠杰骑上自行车火速赶到南街，这时城门开了，被押的人已被带到红部大门口。一名日军翻译官问刘忠杰，是不是从勾口那里来，刘忠杰说是从那里来，这名翻译官告诉刘忠杰，已接到勾口队长电话，同意把刘玉海先留在红部，又经刘忠杰多次找勾口央求，勾口再与日军方面协调，刘玉海终被释放。他躲过一场大灾难，其余被从特别警备队提出的同胞全部遇害。

营救县委敌工部长侯淑铭脱险。1943年冬南皮县委敌工部长侯淑铭在穆三拨集市上被店子特务逮捕，押往店子。审问时，他承认自己叫王斨，职务是县文教职员查校委员。侯部长被捕后，店子特务崔小如当即进城找到刘忠杰，向他通报了消息。因为崔、刘二人关系不错，崔到店子前在县城伪公安局做事时两人就混得很熟，崔来店子也是刘帮着说话才来的。崔知道侯淑铭是共产党的敌工部长，也知刘忠杰和侯的关系，所以就把实情告诉了刘。刘嘱托崔，千万不可暴露侯部长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崔回店子后按刘说的办了。

第二天，刘忠杰一人骑自行车到了店子，找到了日军南本队长。南本是个中国通，会讲汉语，刘和他对话不用翻译，二人一向关系不错，刘常到这来找南本玩。刘问南本店子方面近期情况，南本告诉刘刚抓到一名八路军查校委员王斨。刘听后故意“啊”了一声，装作不知情的样子，重复道：“是王斨吗？”南本答道：“是王斨。”刘说：“王斨和我是亲戚，他是我表哥，他家开油房。”南本听说抓来的是刘的亲戚，同意刘与侯部长单独见面。刘忠杰见到侯部长后，侯部长问有无办法出去，刘说自己和南本队长以往关系不错，觉着问题不大。刘忠杰见过侯部长后，回头又找到南本，问对王斨怎么处理？南本答道：“看在你的面上，不要让你表哥再干八路的事，给我做事怎么样？”刘忠杰当即答应了日本人南本。临离开店子时，又去见了侯部长，让他不要担心，如果日本人让他帮日本人干事就先口头答应他，等日本人释放后就马上离开，店子这边有什么事由自己承担。

刘忠杰回到县城三四天，正在满心欢喜地等待侯部长被释放的消息，突然接到南本电话，让他马上去店子。等刘忠杰一进店子日伪军驻地的院子，正碰上特务崔小如，崔把刘拉到一边，告诉刘日本人准备释放侯部长的当天，侯部长借上厕所的机会，趁敌看管不严，越墙而逃。有特务事后向南本报告了侯部长的真实姓名、身份。刘忠杰听崔小如这么一说，脑袋“嗡”的一声，心想这事闹“砸”了，日本人南本会放过吗？站在一侧的特务崔小如拽了拽刘忠杰的衣袖，问刘还见不见南本，刘说：“不见怎么办呢？有啥事见了面再说呗。”刘忠杰未敢往深处多想，硬着头皮去见南本。他假装不知情，尽量保持着平和的样子。和南本一见面，南本半阴半阳地笑道：“你表哥跑了，他是共产党的敌工部长，真名侯昀、侯淑铭，王斨是化名。这样吧，你去或派人去找他，找来后我不怎么样他，让他跟着我干，没关系。”南本这时既不愿割断与刘忠杰的交情，又恐惧日本上司追查，幸亏这个案子还压在店子，未及时上报，上边又不知侯部长真实身份，南本在权限内能自主处理。刘忠杰听南本这么一说，答应先去找人。事后通过党的地下关系找到二区副区长陶景元，刘通过陶转告侯部长：“最近千万要小心，加倍提防，丝毫不能大意。”又过了四五天，刘忠杰到店子面见南本，说：“我已派人到侯家找我表哥，他逃回家后，已带着老婆孩子去了天津，不再当八路军了。”此后，南本再没追究。

随后，刘忠杰在张三拨村见到了侯部长，刘忠杰向他述说了事情原委，劝说他暂时先别在当地活动，若被日本人发觉了麻烦就大了。果然，有三个月时间侯部长没在当地出面。直到1944年正月南本调往沧州，店子又调来日本新任队长板古，侯部长又重在这一带活动。

1944年4月，侯部长在沧县大马庄子一带被日军“扫荡”部队抓获，带到了泊头。消息是由沧县肖家楼村伪乡长张玉林传递给刘忠杰的。次日，刘忠杰骑上自行车赶到泊头，找到了伪南皮第五公安分局，没找到人。他又通过店南的一个在火车站日军工作队混事的亲戚了解到侯部长被关押在火车站工作队里。刘忠杰找到伪工作队一名姓孙的队长，一见面二人就拉上了关系。因为这位姓孙的队长原是冀鲁边区八路军津南支队的班长，刘忠杰和他原是一起的战友。二人多年未见，在一块儿越说越热乎。刘说：“我和你们关押的这名八路是老关系了，请孙老弟多多帮忙。咱们都是中国人，办事要往长处看。”孙也明白这些道理，愿为自己留条后路，当即表示说：“暂时不能放，等明后天我们去盐山‘讨伐’，到那里我一定想法放了他。如果这事办不成，今后见面别理我！”说罢，这位姓孙的队长又让刘忠杰和侯部长单独见了面，刘把和姓孙见面的过程说了一遍，又给侯部长留下些钱，然后就回南皮了。两天后刘忠杰在城南林庄见到了井科长，井科长告诉刘忠杰侯部长被捕的事，刘忠杰说自己已经知道了，然后把如何搭救侯部长的事详细叙述了一遍，井科长听后才放下心来。又过了10来天，泊头姓孙的那名伪工作队长确是给了侯部长一个机会，使他逃离虎穴，安然归队。

1944年夏，县委敌工科长井泉向刘忠杰交代了一项新任务，要求他摸清楚日伪军在县城各处人员、武器配备情况以及巡逻值班变换情况。刘完成任务后一一向井科长作了汇报，井科长按着刘忠杰说的情况，绘制了“城防图”，为抗日军民攻打南皮县城立了大功。1945年9月27日，被日军统治八年之久的南皮县城获得了解放，时称东南县，县长高汉章、县委敌工部长侯淑铭、县公安局长高砚农一块接见了刘忠杰。

此外，刘忠杰在任日伪特务期间，曾多次利用关系为县政府和抗日武装组织购买武器、弹药以及敌严密控制的纸张、蜡纸、油墨和办公用品，还常替地下组织向敌伪散发抗日宣传品。

1989年5月，刘忠杰由中共南皮县委呈报沧州地区情侦办公室批准颁发情侦人员荣誉证书。他一生受过很多委屈，遭遇过很多不幸，经历过很多磨难，但对党忠贞不渝，无怨无悔；并且教育后辈人永远跟党走，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

作者：韩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