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论冀鲁边区革命人民的历史定位和政治品格

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即“四个第一”的结论，应如何理解和如何诠释。

一、关于全国抗战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中国抗战是8年还是14年？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长短问题，是一个基本事实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究竟是以共产党及人民的抗战，还是以单纯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及军队的抗战作为标志，就会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抗战是14年，而国民党及其政府与军队的抗战，充其量是8年。

1931年至1937年，尽管国民党军队前线广大爱国官兵，不畏强敌，浴血奋战，先后进行了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尤其是第29军大刀队扬威长城喜峰口；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即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的对日妥协政策，相继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等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协定，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由东北侵入到华北和华中地区。这6年，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最为严重的阶段。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推动着局部抗战的进程。九一八事变后，有500余名共产党、团员参加的东北义勇军一度发展到50余万人，活动扩大到100余县，掀起了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与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反日游击队，揭开了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约3万人，成为坚持东北抗战的主力军，进而成为唯一一支坚持中国抗战14年的人民军队。

不言而喻，1931年至1937年的前6年，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与人民的抗战。也就是说，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抗战，由原来长期习惯说法1937年至1945年的8年抗战，演变为14年抗战。

第二，全面抗战与全国抗战？

全面抗战与全国抗战两者一字之差，不仅概念不同，而且内涵相差甚远。全面抗战是相对于片面抗战而言的，是一个关系到国共两党抗战政治倾向和民心向背的抗战路线问题，是指参加抗战的成份不同。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即全面抗战路线；而国民党则是主张和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军队和依赖外援，以取得抗战胜利的片面抗战路线。是否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成为国共两党两条路线的焦点，

全国抗战，是相对于局部抗战而言的，是从地理范畴上进行区分的，指抗战的地域不同。1931年至1937年的中国抗战主要是在包括东北和华北、华中部分地区的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而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战是在全国范围展开的。“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 。时隔4个月即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时期中。片面抗战已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 (《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页。)据此，1937年7月，是全国抗战的开始，而不是全面抗战的开始。中国抗战14年，前6年是局部抗战，后8年是全国抗战。

第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战斗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军队所在的正面战场相比较，究竟哪方在前线与后方作战？关于敌后战场，社会存在一种望文生义的说法：似乎敌后战场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在后方作战，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则在前方作战，这是对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事实上的误读或曲解。敌后战场是指敌人侧后方地区，即敌人占领区内，恰恰是战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和心脏地区，是中国抗日的最前线，而不是中国抗战的后方。

众所周知，在中国抗战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的战略防御阶段，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犬牙交错。但从1938年10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两大战场阵线基本分明。日本帝国主义主要侵占的是中国东部地区，事实上是点线占领，侵占的是大中城市和主要铁路、公路交通干线；而敌人占领区内点线空隙间广大的小城镇和农村，即原来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不断丧失的国土，正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通过直接与日军浴血奋战，不断解放的国土，进而形成广阔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亦称敌后战场。

与此同时，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部队最高年份的1943年曾达650余万人，除数十分之一组成远征军外，其主体则调出敌人占领区，与日军正面形成对峙，基本部署在远离抗日前线、包括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的中国大后方。至于，设在敌后的冀察战区和鲁苏战区，以反共为主要任务，与日军作战可谓屈指可数。否则，就难以造成日本投降前后，国民党及军队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让美国帮助在中国由大后方向抗日前线大量运兵、而不惜动用飞机和舰船，这不是铁的事实吗？

二、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第一，冀鲁边区抗日武装起义，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人民抗日武装起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抗战进入局部抗战阶段，共产党在东北参与组织领导的东北义勇军和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可以说举行了无数次人民抗日武装起义。

1933年，日军侵入华北地区。12月12日，冀东地区孙永勤联合共产党员关元有等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抗日民众军，任军长；1934年5月，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军长孙永勤，副军长马保德，下辖4个总队，达5000余人。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包括（天）津南、鲁北的冀鲁边区，成为日军实现“速战速决”战略方针，展开华北战略进攻、沿津浦铁路南侵的首当其冲之地，成为抗日的前线。

1937年7月中旬至1938年6月，以黎玉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为主和河南省委领导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鲁东、徂徕山、泰(安)西、鲁东南、鲁南和(微山)湖西等著名的山东十大抗日武装起义。

其中，1937年7月15日的冀鲁边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人民抗日武装起义。

第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内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

1937年7月15日，冀鲁边抗日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关内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虽然是人民军队抗战的主体，但先后改编于1937年8月和10月，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成立于同年8月1日，也没有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建立的早。东北抗日联军于1936年2月正式使用这一番号，显然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前。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内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

第三，乐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县级人民政府。

1937年10月，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一部进驻乐陵，建立了以周砚波任县长的抗日民主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冀鲁边抗日根据地，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抗日民主县政府。

第四，冀鲁边抗日根据地，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1938年7月8日，以马国瑞为书记的冀鲁边军政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9月27日，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领导机关抵达乐陵的同时，调整成立了以萧华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进一步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对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统一领导。

1944年1月11日，随着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成渤海军区，两区抗日根据地遂合并为渤海抗日根据地，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关于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四个第一”的结论，既不是孤芳自赏、自娱自乐，也不是主观臆断。而是从中国14年抗战的纵向视野和全国抗战的宏观定位来思考的，是具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是科学严谨的。

三、冀鲁边区革命人民的政治品格

第一，坚持党脉，是冀鲁边区革命人民的红色根基。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冀鲁边区就开始传播，出现了贾乃甫、苏亦农和王俊峰等一批共产党员和组织。1924年，中共济南执委在齐河县后里仁庄创建了冀鲁边区第一个党支部。1926年春，分别在平原和禹城建立了基层支部；同年秋和1927年2月，中共鲁北特委和津南工委先后成立。

1937年9月，中共冀鲁边特委成立，初步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冀鲁边区的统一领导。1941年2月，中共冀鲁边区委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和建设。1943年3月，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一元化领导。

第二，敢为人先，是冀鲁边区革命人民的光荣传统。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期间的1926年，就举行过农民武装起义，成立了津南农民自卫军。这在全国来说，也是不多见的。

第三，乐于奉献，是冀鲁边区革命人民的高尚情操。

抗日战争前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除留下第六支队第8团和少数地方武装外，主力15000余人分9批转至鲁西和鲁南地区，增强了山东纵队和第115师的力量，为巩固、发展和坚持山东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成的渤海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是华东战略区的唯一战略后方，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淮海战役后，按照1个区委、5个委、41个县委领导班子的要求，抽调了5000余名党政军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

第四，大爱为国，是冀鲁边区革命人民的政治定位。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从渤海军区先后走出了山东解放军第7师、新8师，第10纵队、渤海纵队、渤海军区教导旅和补训师等6支部队。

这些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期分别编入四大野战军，战斗在祖国的白山黑水、天涯海角、天山脚下和雪域高原，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不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组组长岳思平